閱讀提醒
若談到創傷反應讓你不舒服，請先停下，不需要繼續閱讀或回想任何事件。可以看一看當下周遭、找可信任的人陪伴。
核心觀念與章節重點：創傷可能改變「現在」的感覺
創傷帶來的影響不只是一段令人難受的回憶。有些人會覺得過去像是再一次發生，有些人則覺得身體一直處於警戒，或對自己的價值、人際關係與周遭安全失去信任。這些經驗感覺很真實。
本章以時間感、對自我與世界的看法，以及身體感受來整理創傷後的主觀經驗。一般來說，我們知道記憶屬於過去，現在與過去有連續性；在強烈壓力下，有些人會感到時間變慢、停住，或像被拉回過去。身體可能心跳加快、發抖、僵住，也可能變得麻木、空白或遲鈍。有人會開始責怪自己、覺得自己壞掉了或不安全，這些可能影響日常生活和與人的連結。
要分辨痛苦的回憶與閃回：前者即使很難受，通常仍知道「那是以前發生的事」；閃回則可能讓人短暫像是置身當時。
衛教說明
創傷反應與身體的警報系統有關。面對危險時，警覺、逃開、僵住或麻木都可能是身體的保護反應；危險過後，這些反應有時仍會被某些聲音、氣味、場景或身體感覺喚起。
底下依序談閃回的不同形式、事件當下反應與後來症狀的關係、內在聲音、身體解離、創傷對身體的長期影響，以及自我看法、罪惡感與羞恥的變化。
閃回有多種樣子
閃回不一定是「整個人完全回到當時」。
它有許多部分的形式：有時是一股與當下處境不相稱的情緒突然湧上，有時是身體的局部疼痛、發冷或顫抖，彷彿身體正在重溫過去的某個片段。
這些「部分的重溫」同樣值得認真看待——一部分的自己還在現在，另一部分卻活在過去。也有人描述自己「同時活在兩個時間」，眼前的場景與過去的場景像兩張半透明的圖疊在一起；因為太習慣這種狀態，當事人未必會說出來。
在比較嚴重的解離狀態下，連「注意周遭顏色」這類回到當下的練習都可能暫時失效，其他時間這還是一個好用的方法。
有臨床工作者描述，個案重溫的場景色彩鮮明，眼前的房間反而像變成黑白，直到現在的景物重新「有了顏色」，人才真正回到此刻。
惡夢和閃回也需要分開看。創傷後的惡夢很常見、也很痛苦，但如果醒來後能在合理的時間內找回「現在在哪裡、現在幾點」的方向感，它通常屬於惡夢，而不是意識的改變；
相反地，若醒來後長時間困在事發當時、認不得身邊的人，就比較接近閃回的經驗。
為什麼是我？事件當下的反應與後來的症狀
許多人心裡有一個說不出口的問題：「同樣經歷那件事，為什麼後來生病的卻是我？是不是我特別脆弱？」
研究提供了一個方向：在事件發生當下出現的解離經驗——例如時間變得極慢、像從身體外面看著一切、失去感覺——臨床上稱為圍創期解離，它是在研究中少數能預測日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的因素之一。
換句話說，後來的症狀與其說和一個人的堅強與否有關，不如說和「危險發生的那一刻，身心進入了什麼狀態」有關。
這樣的理解並不是宿命：它把問題從「我為什麼這麼脆弱」轉成「當時我的身心用了什麼方式撐過去」，了解當時生存下來的方式，現在可能需要做些調整。
創傷後為什麼會聽到內在聲音
有些人在創傷後會聽到「聲音」——可能是認識的人、施暴者，或說不出是誰的聲音，在腦中說話、批評、威脅或呼喚。
這是創傷後自我改變最常見的症狀之一，而且不只出現在解離性障礙，在創傷後壓力症中也相當常見。這些聲音在經驗上比較像「一部分的自己」：各有各的口吻、立場和出現的時機，不是毫無來由的雜訊。
聽到聲音並不代表得了精神病；多數當事人心裡其實知道「這不太對勁」，也正因為怕被當成瘋子，許多人選擇隱瞞、不告訴任何人。這是創傷後可以治療的一類經驗，可以考慮告訴專業人員。
與聲音有關的一個常見信念是「這些聲音就是那些人本人，他們還活著，還會找到我」。
此時旁人若直接否定（「那都是你想像的」），或順著對抗（陪著當事人一起「防備」），往往都會讓恐懼加深。
臨床上有一條路：陪著當事人一起留意，真實的人會隨歲月變老、生病、死去，而這些聲音是否一直停留在當年的樣子、從未變老。當當事人自己發現「聲音不會老、所以並不是那些人本人」時，恐懼常跟著鬆動。例外是如果對方剛過世沒多久，印象即使停留在剛過世當時，會與現在沒有太大的差異。
如果你「對抗施暴者的聲音」，而這讓你更痛苦、聲音反而更大聲，這樣的做法值得停下來討論，往往有其他可能有效的方法。
看著自己走路的感覺：身體解離與去人格化
有些創傷後的經驗發生在身體感覺上：有人覺得自己是「從旁邊或上方看著自己走路、說話」，那個身體好像不是自己的；有人說「腳到膝蓋不存在」，或「動著的那隻手不是我的」。
這類經驗在臨床上稱為失自我感或身體解離。
它常起源於危險當下的自我保護——把「發生在身體上的事」推遠一點，人才撐得過去；危險結束後，這條路徑卻可能被留了下來，在不相干的情境中再度啟動。
這往往比聽到聲音更難開口說，因為它太奇怪、太難描述。如果你有這樣的經驗：它是創傷後已知的一類反應，可以告訴專業人員，也有治療的方法。
創傷對身體的長期影響
創傷的影響不只停留在心理層面。
創傷造成的神經內分泌失調，會讓高血壓、糖尿病等身體疾病在創傷之後更容易出現。
創傷後新增的身體疾病需要就醫，而不是把它當成「心理問題的偽裝」。另一方面，疼痛等身體症狀在創傷脈絡中可能有多重意義：它可以是求助的訊號——用身體的不舒服，說出說不出口的痛苦；可以反映「我的身體很脆弱」的信念；也可以是身體層面的記憶，過去的某個片段只在身體裡重現。
原作者的門診經驗中，頭痛是持續而且幾乎整合性的主題；這類疼痛需要醫療與心理兩邊一起理解，共同照護。
「我什麼都不是」：自我看法、角色與憂鬱
創傷與流離失所往往也帶走一個人的角色與身份。
有人說自己「不再是丈夫、不再是父親、不再是能工作的人——我什麼都不是」。這不只是心情低落，而是整個自我認同的動搖：過去賴以肯定自己的東西——工作、家庭、照顧別人的能力被連根拔起。
一項具代表性的創傷認知研究（Foa 與同事於 1999 年編製的創傷後認知量表 PTCI）在因子分析中發現：
各類創傷後負面認知中，『對自己的負面看法』（我是無能的、我是髒的、我毀了）佔據了近 50% 的核心變異量；相比之下，『世界是危險的』僅佔約 4%，第三個因子則是自責。
換句話說，在創傷後認知結構中，真正佔據壓倒性比重的往往是『我這個人徹底壞掉了』。
「我什麼都不是」這類想法，也容易讓人被誤判成憂鬱症。
罪惡感與羞恥：兩種不同的沉重
罪惡感與羞恥聽起來相似，經驗上卻不太一樣：
罪惡感源於照顧與責任——「因為我做了或沒做什麼，讓某人受苦」，它指向特定的對象與行動；
羞恥則源於評價與比較——「我這個人就是比較差、比較髒、比較沒有價值」，它打擊的是整個自我。
臨床上兩者常混雜出現，但辨別它們有幫助：罪惡感常能透過澄清責任、採取彌補行動而鬆動；羞恥則更需要接納與安全的關係。
在尋求庇護的族群中，常見而明確的罪惡感，是把孩子留在母國的母親的罪惡感——她們對留在原鄉、可能音訊全無的孩子，懷著具體而切身的自責。至於文獻中著名的「倖存者罪惡感」——「我活下來，像是占了死者的位置」，從集中營倖存者的書寫（如 Primo Levi）開始被廣泛討論。
書中作者在他們服務的難民個案中反而沒有觀察到。
取而代之的，是「當時死的可能是我」的重複念頭，以及「我既非活著、也非死去」的狀態感——彷彿有一部分的自己留在事發當時沒有回來。
作者提出兩個假設：
一是「罪感文化」與「恥感文化」的差異，倖存者罪惡感或許主要是西方猶太—基督教脈絡下的產物；
二是他們接觸到的多是抵達歐洲兩年內的早期階段，這種罪惡感也許會在更晚的階段才發展出來。
這個觀察提醒我們：不同文化脈絡下，「活下去」的沉重有不同面貌，陪伴者不必預設每個人都該有同樣的內疚。
治療的節奏：三階段與身體
創傷治療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先建立安全與穩定，再逐步處理記憶，最後重建生活。而且在任何階段，身體層面的介入都佔有必要的一席之地。
研究者 Van der Kolk（2014）曾形容，身體是承受並保存創傷撞擊的地方，放鬆、呼吸、身體覺察等身體取向的做法與述說同樣重要。
有些人並非不痛苦，而是在別人靠近時反而更不穩定，於是一再婉拒治療。這種拒絕本身也可能是症狀的一部分，而不是「不想好起來」。此時支持系統能做的，是保持低強度、可及的接觸——定期短短的問候、留下「隨時可以回來」的門。
Dolores Mosquer老師上課提到，自己很擅長保持距離。對於需要距離的個案，她會保留對方需要的距離，不會太快的關懷。
等待判決的日子：庇護程序與症狀
對正在等待庇護審查、上訴或居留結果的人，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因素：程序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會讓症狀持續。有人在等待期間始終無法把「我是安全的」放進對自己的看法，即使理智上知道自己身在相對安全的國家。
涉及身體檢查或司法鑑定的場合需要特別照顧。有個案類型是在醫療鑑定中被要求脫下衣物展示傷痕時，突然墜入事發當時的時間裡，過了半小時才回到現在。
可以做到的保護包括：事先詳細告知流程中會發生什麼、要求信任的人在場陪同、明確表示「可以隨時喊停」。
從理解症狀到日常照顧
回到生活裡，若你或家人遇到這些反應，先觀察它們出現的時間、頻率與對生活的影響即可。
不需要自己判斷是解離、閃回或其他疾病。
寫下睡眠、身體感受、觸發情境和能幫上忙的支持，能讓就醫時更容易說明，但紀錄也不是必要條件。若記錄本身讓你更不安，就停下來；安全和當下需要比完成表格重要。
常見問題 FAQ
創傷後一直想到過去，就是閃回嗎？
不一定。痛苦回憶可能很頻繁，但仍知道事件發生在過去；閃回可能讓人短暫像回到當時。若這些經驗令人困擾或影響生活，建議找專業人員評估。
為什麼創傷後身體會一直緊繃或警覺？
身體可能仍在偵測危險，即使當下已較安全，也會對某些線索作出警報反應。若症狀持續或伴隨身體不適，應同時考慮醫療評估與心理支持。
創傷反應代表我很脆弱嗎？
不代表。警覺、逃避、僵住或麻木都是人在高壓下可能出現的反應，不能用來衡量一個人的堅強程度，也不能單獨作為診斷。
創傷治療一定要詳細描述發生過的事嗎？
不一定。你可以先談現在的生活困難、睡眠或安全感，並和專業人員討論治療目標與步調。你可以提出暫停，也可以說明暫時不想談的內容。
家人如何回應創傷後的自責與羞恥？
先聽對方說明現在需要什麼，不要追問細節、責備或催促原諒與振作。可以提供陪伴和實際支持，並鼓勵對方在願意時接觸專業服務。
創傷後聽到聲音，就是精神病嗎？
不一定。創傷與解離脈絡中的內在聲音，多半像「一部分的自己」，各有口吻與出現時機；當事人通常也知道它們不太對勁，因此常選擇隱瞞。聽到聲音不會讓你被當成精神病。請告訴專業人員——這是創傷後可以治療的一類經驗。
惡夢就是閃回嗎？
不一定。惡夢醒來後，若能在合理時間內找回時間與地點的方向感，通常屬於惡夢而非意識改變；若醒來後長時間困在事發當時、認不得身邊的人，就比較接近閃回。兩者都值得與專業人員討論。
一直覺得「我什麼都不是」，這是憂鬱症嗎？
不一定是。創傷後的角色喪失與「我什麼都不是」的自我偏見，可以出現在憂鬱症候群之外；憂鬱通常在創傷後病理之後才出現。出版當時的研究也顯示，對自己的負面看法比「世界危險」更能解釋創傷後症狀。可以請專業人員做完整評估，不急著自行貼上憂鬱的標籤。
庇護或官司還沒定案，症狀一直沒退，是治療失敗嗎？
不是。程序的不確定性本身就是讓症狀持續的因素之一；等待期間症狀不退，不代表治療無效，也不代表好不了。若將面臨體檢、聽證或鑑定，可以事先要求說明流程、有人陪同，並保留喊停的權利。
家人一直拒絕心理協助，怎麼辦？
拒絕靠近人群或協助，本身可能是創傷症狀的一部分，不代表不想好起來。可以保持低強度、可及的接觸——定期短短的問候、讓對方知道門隨時開著——避免反覆勸說造成壓力。若出現立即危險，再協助聯繫急難資源。
參考資料
- Vercillo, E., & Guerra, M.（2019）。〈I pregiudizi del trauma. Fenomenologia dei fenomeni post-traumatici〉。收於 E. Vercillo & M. Guerra（編），Clinica del trauma nei rifugiati: Un manuale tematico（pp. 77–107）。Mimesis Edizioni。ISBN
9788857555119。原書無 DOI。 - 本章正文提到的其他研究與文獻（作者＋年份）：Foa et al.（1999）、Gilbert（1992）、Levi（1986）、Van der Kolk（2014）。完整出處見原書本章參考清單。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Mental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nd access to care. WHO 官方報告。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October 10). Five key themes for improved mental health care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onditions that are specifically related to stress.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3 updat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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