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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談及性別暴力，可能令人不舒服；你可以跳過或停止閱讀，不必回想或描述任何經驗。
📑 文章目錄
核心觀念與章節重點
性別暴力可能包括性暴力、身體暴力、心理或情緒控制、強迫婚姻、人口販運，以及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遭受的威脅與剝奪。受害者可能是任何性別、年齡或背景的人。Clinica del trauma nei rifugiati: Un manuale tematico，難民創傷臨床實務第 14 章指出，暴力不只發生在伴侶或家庭關係，也可能出現在遷徙旅程、拘留場所、社區和服務體系中，尤其要留意權力不對等與人身安全。
支持倖存者的起點不是追問「為什麼不離開」或要求報案，而是先提供一個隱私較有保障、可自由選擇的談話空間。聽的人可以表達相信、尊重和關心，詢問當事人現在最需要什麼，並說明可用的醫療、心理、社工與法律資源。
衛教說明
暴力後，有些人會害怕、羞恥、自責、憤怒、麻木、失眠，或難以信任他人；也有人暫時沒有明顯反應。
每個人的狀況都不同，外在表情或說法不應被用來判斷其是否「真的受害」。身體的自動反應也不等於同意。
WHO 指出，人道危機中的人口流離失所和社會保護網瓦解，會讓女性與兒童面臨更高的性暴力及親密伴侶暴力風險；照護須依當地資源與規範安排（WHO、UNFPA、UNHCR，2020）。
「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差在哪裡？
區分兩個概念：生理性別（sex）指與生殖相關的先天生理特徵；社會性別（gender）則是社會賦予男性與女性的特徵，由宗教、族群與社會因素共同塑造，因文化而異，也隨時代與地區改變。
它決定了一個社會裡「當男人」「當女人」分別被期待的角色、責任、限制與特權，以及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社會性別是後天經由社會化學來的，不是天生固定不變的。
理解這個區別，才能理解「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SGBV）的核心：它不是泛指所有暴力，而是針對個人或群體的性別而施加的暴力——施加身體、心理或性的痛苦，進行威脅、脅迫與剝奪自由，根源於貶低人性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家庭、社區或國家可以接受暴力」的態度，本質上是一種人權侵害。
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女性與女孩，因此常被視為「對女性的暴力」的同義詞；但男性與男孩也會受害，而且性暴力只是其中一種形式。
性別暴力包含哪些形式？
性別暴力分為五大類型：
- 性暴力：各種非同意的性行為與性接觸、強暴未遂、性騷擾、對處於弱勢者的性剝削、強迫賣淫，以及被當成戰爭與酷刑手段的性暴力。
- 身體暴力：各種身體攻擊，以及人口販運與奴役。
- 心理與情緒暴力：言語暴力、羞辱性的稱呼或對待、強制孤立。
- 傳統有害習俗：女性生殖器切割、早婚與強迫婚姻、榮譽殺人、對女童的系統性忽視（飲食與受教育機會被剝奪），以及選擇性墮胎。
- 社會經濟暴力：基於性別或性傾向的歧視與服務拒絕（包括將同性關係刑事化），以及以立法排除特定群體的公民、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權利。
加害者通常是誰？跟性別規範有什麼關係？
加害者有幾個要點。
第一，即使在遷徙情境中，暴力也常來自身邊親近的人——倖存者在情感上或物質上依賴的對象，例如伴侶、家人，或社區中有影響力的人（如教師或領袖）；加害者的地位越高，揭露就越困難。
第二，大多數加害者是男性；但暴力也可能來自衝突與拘留情境的軍人、維和部隊（其職位可能帶來特權與豁免）、在難民情境中占有權威位置的人道工作人員，以及服務實務帶有歧視、因而延續性別不平等的機構。
暴力行為橫跨所有社會階級、文化、宗教、族群與年齡。
第三個要點貫穿全章：性別角色規範越剛性、性別隔離越嚴重的社會，各種性別暴力的盛行率越高；同時，規範越剛性，倖存者背負的污名與羞恥越重，揭露越難，復原也越難——這對女性、男性與 LGBT 倖存者皆然。
哪些處境會提高風險？
風險因子（無論成為受害者或加害者的風險都會提高）包括：
物質或情感上的依賴處境、各類身心障礙、較低的經濟地位、先前的創傷經驗（會提高再受害的風險）、家庭與社會網絡的解體、不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利，以及歧視性的文化、社會與宗教規範。
在強迫遷徙的各個階段，原籍國的戰亂與貧困、逃亡旅途、拘留與收容情境，風險會層層疊加（UNHCR, 2003）。收容設施若位處孤立或擁擠的地區、照明與動線缺乏性別敏感的設計，或管理權力不受監督，風險更高；而原本具保護功能的家庭與社會結構瓦解，本身就是重要的風險因子。
羞恥感為什麼這麼沉重？
羞恥是性別暴力、尤其是性暴力倖存者身上最核心的情緒。
多數性暴力倖存者認為自己「多少有責任」；羞恥帶來的信念不只是「那件事很糟」，而是整個人都錯了——「我是壞的、不潔的、有缺陷的、不值得被愛的」。
即使原本性格強悍、敢於爭取權益的人，也可能有一樣的感受。這些信念是創傷反應的一部分，不是事實。
臨床觀察
作者在義大利收容中心帶領衛教團體時觀察到：倖存者在團體中反覆討論「為什麼只有性犯罪，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感到羞恥」。
這個問題本身就點出了污名結構的荒謬：責任永遠在施暴者身上。自責與羞恥是暴力在心裡留下的痕跡，而不是倖存者應得的評價。
為什麼很多倖存者過好幾年才說出來？
性別暴力被立即揭露的情況很少見。多數時候，揭露發生在事發很久之後，而且常常不是直接說出事件，而是以未緩解的身體與心理症狀呈現。失眠、疼痛、情緒困擾、難以工作與照顧自己——有時是數年後、當失能已經慢性化才浮現。
對倖存者：「現在才說」完全正常，不會因為說得晚就不值得被相信，也來得及改善；因睡眠、身體不適或情緒問題就醫，往往就是靠近協助的入口。
對照顧者：不要因為揭露來得晚就懷疑真實性；也要留意，工作人員的尷尬、保留或缺乏訓練，本身就會延後甚至阻斷揭露。
什麼是「再受害」？
再受害（ri-vittimizzazione）指倖存者反覆落入受虐關係或處境的傾向，在性別暴力倖存者身上風險普遍偏高；受害時年齡越輕、受虐重複次數越多，風險越高。
理解框架用意在解釋機制，而不是指責倖存者：
一，暴力在人際關係中留下的自我貶抑意象——覺得自己不值得被好好對待。
二，當創傷發生在發展年齡、且施害者是家庭成員時，依附系統（負責尋求安全與親近）與性系統的目標可能混淆，使親密與性的界限難以區分。
三，一個需要保留的假說是解離性重演——內在認同施害者的部分，以角色倒轉的方式重複創傷經驗。
與此相關的長期證據：Felitti 等人（1998）的「童年逆境經驗」（ACE）縱貫研究顯示，受害時年齡越小，對終身身心健康的影響越大；WHO（2013）也確認，早年暴露於壓力與創傷事件（特別包括人權侵害經驗）是日後心理與生理疾病已確立的風險因子。
男性也會是倖存者
男性與男孩遭受性暴力，在衝突與拘留情境中並不少見——書中指出，性暴力是摧毀個人尊嚴極有效的酷刑手段。但男性受害比女性更難浮現，也需要被主動而謹慎地探詢。
幾個臨床上重要的層次：
- 生理層次：非同意的情境下仍可能出現生理反應（勃起或射精），在極端壓力下亦有其實證（Holstege et al., 2003）。這些反應不等於同意，卻常被施暴者、倖存者自己、司法或醫療系統誤讀為「其實願意」——理解這一點，對男性倖存者停止自責、願意求助非常重要。
- 行為層次：某些類型個案可能出現無法舒適久坐、偏好站立、下背部或直腸部位疼痛等線索；伴侶或家人觀察到的變化，也可能是重要訊號。
- 制度層次：部分國家的法律對「強暴」的定義僅涵蓋女性與未成年人，成年男性受害在法律上無從主張；在同性關係刑事化的地區，揭露更可能使自己暴露於刑責與對性傾向的訊問。
基本原則是正常化：以心理教育說明各種生理與心理反應都是可知、可解釋的，藉此降低自責；同時對揭露的風險與保密給予明確保證。強暴就是強暴，不分受害者的生理性別、性別認同與性傾向。
對倖存者而言，什麼才「最創傷」？
什麼構成創傷，要以個案自己的定義為準。
臨床工作者容易依自己的文化濾鏡，預設「性暴力本身」就是個案心中最沉重的部分。
但在某些類型個案身上，真正盤據內心的可能是事件的文化意義，例如對家庭與社區的影響，而不是臨床者預期的那個點。
LGBT 倖存者面對的另一層風險
LGBT（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族群在原籍國常已處於隱匿或半隱匿狀態，同時面對社會譴責與法律禁止。
在遷徙與收容過程中，遭遇性別暴力的風險更高，而性別規範越剛性，風險越大。一旦身分被發現，除了暴力本身，還可能在移民群體內遭遇孤立與進一步歧視，疊加原籍國已承受的排斥。
人口販運：定義、辨識與接觸原則
人口販運是跨國犯罪。聯合國《巴勒摩議定書》（2000；書中經 IOM 2014 引用）第 3 條的定義由三個要素構成：
行為：招募、運送、轉移、窩藏他人
手段：脅迫、綁架、欺騙、濫用權力或弱勢處境、金錢收買
剝削目的：性剝削、強迫勞動、奴役或類似做法、使人屈從、器官摘取
三要素並存即構成販運，重點在剝削與控制，而不在是否跨越國界。
販運倖存者受到的控制，不一定倚賴明顯的肢體強制。
控制常透過傳統儀式被挪用為心理束縛。以儀式製造「債務」與違背誓約的恐懼，使倖存者即使身處收容中心，仍感到無法脫離；原生家庭有時也是這個結構的一部分。
抽象層次的辨識線索包括：非常年輕、自述已成年而放棄未成年保護、沉默而由他人代言、行動似乎受他人監視、教育機會明顯有限、在過境拘留地區停留異常短暫，以及伴隨明顯的心理與行為困擾。
有效接觸的模式：直接以「暴力」為名的團體反而難以觸及這類倖存者；從日常生活品質與常見情緒（疼痛、恐懼、憤怒）談起的團體，比較有機會建立初步接觸與信任。
「先安全、後治療」，以及為什麼不施壓報案
暴力仍在進行時，任何治療都難以發揮作用。此時首要之務是安全。這在性質上首先是公共秩序與司法保護的課題；治療能做的，是逐步提高意識，幫助倖存者看見其他可能的生活情境，為脫離鋪路。
與此相呼應的是對報案的態度。許多倖存者不報案，主要原因是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
法律程序的失敗會提高暴力重複發生的風險，並進一步加深倖存者的不信任。這正是「不施壓報案」的實證理由：施壓可能把倖存者推入一次失敗的程序，換來更高的受暴風險。支持者的角色，是提供清楚、正確的權利與服務資訊，讓報案與否成為倖存者在充分知情下的選擇。
心理學者 Jennifer Freyd 提出的「制度背叛」研究證實：當倖存者鼓起勇氣向體制（司法、警政、校園調查）求助，卻遭遇程序冷漠、被害人咎責或法律敗訴時，會加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與憂鬱，並產生強烈的「看破了、死心了」，導致倖存者未來徹底放棄向公權力求助。
社區與環境可以怎麼保護人
2017 至 2018 年 UNHCR 與 AIDOS 在義大利收容系統的試辦計畫：性別暴力的防治不能只靠個別治療，而要採社區為本取向。訓練收容系統的工作人員，並與住民一起進行團體工作，讓隱匿的個案有機會浮現。
從辨識回到支持
如果有人透露遭遇暴力，先確認現在是否安全、是否有立即醫療需要，以及對方希望由誰陪伴。不要要求細節、責怪衣著或行為、替當事人做決定，或在未經同意下把資訊告訴不相關的人。
若需轉介，應先解釋會分享哪些資訊、分享給誰，以及可能的保密限制。涉及未成年人或立即危險時，可能有特定保護程序；可以先清楚說明，再協助連結專業服務。
性別暴力可能造成身體傷害、感染、懷孕風險、情緒困擾與關係影響。醫療人員可提供相應評估和照護；心理支持可協助處理情緒、睡眠和安全計畫。
三個關鍵訊息
- 性別暴力是嚴重的風險，不應被輕忽。
- 強暴就是強暴，不分受害者的生理性別、性別認同與性傾向。
- 沒有任何一位性暴力倖存者應該被污名化、被邊緣化，或得不到照顧。
何時需要尋求專業協助
若有身體受傷、懷孕或感染疑慮，或事件近期發生，儘早聯絡醫療院所，可詢問保密方式、檢查與可選擇的後續照護。若你感到持續害怕、睡眠受影響、難以照顧自己，或需要討論安全，也可找心理師、精神科醫師、社工或性創傷服務。
在台灣，衛生福利部 113 保護專線提供 24 小時諮詢、通報與轉介，也可透過手機、市話或簡訊聯繫；使用前可詢問服務如何處理個人資料。若有立即人身危險，請聯絡警察或當地緊急服務。求助和報案是不同選擇；你可以先詢問醫療或支持服務，再決定接下來要做什麼。
常見問題 FAQ
遭遇性暴力後一定要報案才能看醫生嗎？
可以先向醫療人員詢問傷勢、感染或懷孕風險及保密規則，再了解照護與報案的選項。
身體有反應，是否代表當時同意？
不是。身體的反應可能是自動生理反應，不等於同意，也不代表當事人願意或享受經驗。責任在於施暴者，倖存者不應因此被責怪。
怎麼陪伴不想談細節的倖存者？
可以說：「你不必現在說細節，我願意聽你需要什麼。」先詢問是否安全、是否需要醫療或陪伴，並尊重對方停止或改變主意。
性別暴力倖存者可以匿名或先詢問資源嗎？
可以先向服務單位詢問諮詢流程、隱私和資料使用方式，再決定是否提供個人資訊或接受轉介。
什麼是「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跟一般暴力有什麼不同？
它指針對個人或群體的性別而施加的暴力，包括性暴力、身體暴力、心理暴力、傳統有害習俗（如女性生殖器切割、強迫婚姻）與社會經濟暴力（如服務拒絕與立法排除）五大類型。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女性與女孩，但男性、男孩與 LGBT 族群也會受害；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人權侵害。
為什麼很多倖存者過了好幾年才說出來？
延遲揭露是常態而非例外。羞恥感、污名與對後果的擔憂，使多數倖存者難以立即開口，常以失眠、疼痛或情緒困擾等慢性症狀的形式呈現，數年後才被談起。
男性也可能是性暴力倖存者嗎？
會。衝突與拘留情境中男性受害並不少見，但比女性更難被揭露。
什麼是人口販運？它和性別暴力有什麼關係？
販運指以脅迫、欺騙或濫用弱勢等手段，招募、運送或窩藏他人以達剝削目的（性剝削、強迫勞動、奴役、器官摘取等）。販運倖存者常承受最嚴重的性別暴力，控制手段可能包括儀式性心理束縛。
如果暴力還在持續，可以先做心理治療嗎？
「先安全、後治療」是重要原則：暴力仍在進行時，治療效果有限，首要之務是安全與保護。可以先聯絡 113 保護專線或相關服務規劃安全；這不代表不能談論經驗，而是把安全放在第一步。
為什麼不應該一直勸倖存者去報案？
許多倖存者不報案，是因為對司法體系不信任；程序若失敗，反而可能提高重複受暴的風險。報案應是倖存者在充分知情下的選擇；支持者能做的是提供正確的權利與服務資訊，並陪伴對方作出自己的決定。
參考資料
- Angelini, C.（2019）。〈La Violenza sessuale e di Genere (SGBV)〉。收於 E. Vercillo、M. Guerra（編），Clinica del trauma nei rifugiati: Un manuale tematico（頁 309–333）。Mimesis Edizioni。ISBN
9788857555119。無 DOI。 - 本章補充內容引用之文件（完整出處見原書本章參考清單）：UNFPA（2018，選擇性墮胎估計）；Felitti et al.（1998，童年逆境經驗縱貫研究）；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3，早年壓力為風險因子）；Holstege, Georgiadis, Paans et al.（2003，極端壓力下的生理反應）；UNHCR（2002 行為準則、2003）；IOM（2014）所引聯合國《巴勒摩議定書》（2000）；Liotti & Farina（2011）等。不另行編造 DOI。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20). Clinical management of rap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urvivors: developing protocols for use in humanitarian settings.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0141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4). Clinical management of rap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emergencies: training curriculum for health workers, facilitator guid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100213/
- 衛生福利部。（無日期）。性侵害防治與 113 保護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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