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洋身心診所
文/杜秀娟
先回答標題的問題：悲傷不會傳染，但自殺的風險會在家庭與親密關係中升高。這是近幾年最大規模的戶籍資料研究出來的。
把這件事講清楚，知道風險在哪裡，才知道治療怎麼做。這篇文章用最新的數據，把「遺族也是自殺高風險族群」講明白。
一億人的資料告訴我們什麼
2025 年《JAMA Network Open》刊出巴西的全國世代普查研究：一億多人口的戶籍資料裡，追蹤了 47,982 起家中自殺、167,475 位同住的遺族。[1]
結果：與一般人口相比，同住遺族後續死於自殺的風險是 4.42 倍（HR 4.42）。更關鍵的是時間——43.6% 的後續自殺發生在原事件後的 2 年內。
2 年，是遺族風險最高的時期。我稱它「黃金兩年」——不是黃金康復期，是黃金關懷期。這段時間，親友、職場、醫療系統該主動靠近，而不是「等他自己好起來」。
台灣自己的資料，北榮／陽明交大團隊發表於《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Tsai et al., 2023）的全人口世代研究：自殺者的一親等遺族，後續死於自殺的相對風險高達 4.61 倍（甚至他們自己死於意外事故的風險也高達 1.62 倍）。[5]
自殺帶來的風險升高，不是「突然失去」造成的，有其特殊性。這也是為什麼遺族需要專門的照顧，而不只是一般的喪親支持。
風險有多常見：遺族的自殺意念
2025 年一項針對支持遺族的簡訊研究（McGill 等人）：報名參與的遺族有 50.5% 過去一年曾出現自殺想法，澳洲一般社群大約 15%。[4] 愛爾蘭 2026 年的全國調查也發現，43.8% 的男性遺族、32.1% 的女性遺族在喪親後曾有結束生命的念頭。[3]
接近一半。這是遺族的普遍現實。
要擊破的迷思：「問他會不會想死，會不會反而提醒他？」
不會。這是自殺防治界的一致共識。直接、溫和地問，反而把風險接住。愛爾蘭的研究也指出，社會支持能把遺族的風險壓到三到六成（aIRR 0.27–0.61）。[3]
風險的另一端：可截斷的中間站
2024 年一項追蹤數十萬人的丹麥全國世代研究（Pitman 等人）發現，與其他死因的喪偶者相比，配偶死於自殺的倖存者，後續自殺風險高出 59%（HR 1.59）。研究原本想看憂鬱與酒精、藥物使用是不是中間的橋樑，結果只有憂鬱是部分的中介（解釋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喪親後被診斷憂鬱症的人，自殺風險將近四倍。[2]
白話：哀傷 → 憂鬱 → 風險升高。中間那一站——憂鬱——是可以篩檢、可以治療的。治好憂鬱，等於在風險的路上設了關懷站。這也是為什麼遺族的就醫不該只做「哀傷陪伴」，還要評估憂鬱症狀。
給家屬與朋友的實用清單
- 前兩年密集關懷：忌日、生日、畢業季、過年，在重要的節日主動邀約、主動出現
- 直接詢問：「最近有沒有出現過想死的念頭？」問了不會出事
- 注意明顯的變化：睡眠、情緒、酒量有沒有明顯變化；若有，就儘速就醫
- 把求助正常化：不用到「撐不住才求助」，是「這種狀況本來就該有專業的協助」
- 危機時刻：若當下風險急迫，安心專線 1925（24 小時）、生命線 1995、張老師 1980；有立即危險直接就醫或報警
寫在最後
「傳染」這個詞聽起來可怕，但研究真正說的是：自殺的衝擊會沿著關係的管線流動，而管線上有好幾個可以關上的門閥——陪伴、憂鬱治療、酗酒的處理、及時關懷。
期待每個有遺族的家庭都知道黃金兩年，也知道問一句話不會出事。多數遺族不會走上自殺的路，知道風險的人，最有機會成為別人的門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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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Alves F, Rodrigues EDS, Toledo L, et al. Mortality Risk Following a Household Suicide. JAMA Network Open. 2025;8(11):e2545286.（巴西全國世代研究，47,982 起家戶自殺）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5.45286PMID:41288978全文 - Pitman A, McDonald K, Logeswaran Y, Lewis G, Cerel J, Lewis G, Erlangsen A. The role of depression and use of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after partner suicid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icide bereavement and suicide: cohort study in the Danish popul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24;54(9):2273-2282.（丹麥全國世代研究，22,668 位配偶自殺遺族）
doi:10.1017/S0033291724000448PMID:38465667 - Griffin E, Cully G, Veronneau S, Tuomey F, O'Connell S, Andriessen K. Gendered patterns of common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nd suicidal ideation after suicide bereavement and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026;41(4):daag122.（愛爾蘭全國調查，2,413 位受訪者）
doi:10.1093/heapro/daag122PMID:42639837全文 - McGill K, Bhullar N, Carrandi A, Batterham PJ, Wayland S, Maple 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n SMS-Based Brief Contact Intervention for People Bereaved by Suicide.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025;55(5):e70043.（澳洲隨機對照試驗，99 位受試者；追蹤回覆率低，介入效果未能確立）
doi:10.1111/sltb.70043PMID:40899634全文 - Tsai SJ, Cheng CM, Chang WH, Bai YM, Hsu JW, Huang KL, Su TP, Chen TJ, Chen MH. Risks and familial coaggregation of death by suicide, accidental death and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first-degree relatives of individuals who died by suicid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23;223(4):465-470.（台灣全人口世代研究，68,214 位一親等遺族）
doi:10.1192/bjp.2023.85PMID:3735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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