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S 內在家庭系統治療 PTSD 的效果量是其他療法的兩倍?

7/07/2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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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張圖表，一封編輯來信

去年十月，我們在部落格上發表了「2025 PTSD 治療法視覺化」互動圖表，把十六種心理治療方法的效果量（Cohen's $d$）排成一張長條圖。圖表上，內在家庭系統治療（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以 $d = 3.05$ 高居第一，數字來自 Hodgdon 等人 2022 年發表的先驅研究（Hodgdon et al., 2022）。相較之下，創傷聚焦認知行為治療（TF-CBT）是 $1.2$，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治療（EMDR）是 $1.15$，正念減壓（MBSR）是 $0.46$。乍看之下，IFS 的效果是主流療法的兩倍以上。

那張圖表還有其他耐人尋味的排序：藝術治療 $1.98$、音樂治療 $1.64$，都排在證據等級最高的 TF-CBT 和 EMDR 前面。現在回頭看，這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現：當一張圖的數字來自設計差異極大的研究（有的是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統合分析，有的是小樣本、沒有對照組的前後測研究），把它們排在同一根數線上，排序本身就會誤導。

後來，一位編輯提出了一個關鍵疑問：

「這篇 IFS 研究算的是組內（within-group）Cohen's $d$，是治療前後的比較，不是和對照組比。如果圖表上其他研究的數字是和對照組比出來的，那這篇研究的效果量放在同一張圖裡，恐怕不適合。」

這個提醒完全正確。我們查核了原始論文，確認 Hodgdon 研究的 $d$ 值確實是「治療前後」的組內效果量（Hodgdon et al., 2022）；而圖表上 TF-CBT、EMDR 等療法的數字，主要來自隨機對照試驗統合分析中「治療組對比控制組」的組間效果量（Watts et al., 2013; Cusack et al., 2016）。兩種數字量的是不同的東西，直接排在同一張圖上，會讓 IFS 看起來被高估。

與其悄悄把數字改掉，我們決定寫這篇文章，把整件事說清楚：效果量是什麼、組內和組間差在哪裡、那篇 IFS 研究實際做了什麼、為什麼它的數字這麼大，以及用同一把尺來量的時候，IFS 的證據現在走到哪裡。讀完這篇，你會多一項受用終身的能力：下次再看到「某療法效果量高達 $X$」的說法時，知道該問哪些問題。

為什麼這件事值得一整篇文章

心理治療研究的數字，經常在傳播過程中脫離了原本的脈絡。一個在論文裡有完整方法學說明的效果量，被摘出來放進比較圖表、簡報或社群貼文之後，讀者看到的只剩下「$3.05$ 比 $1.2$ 大」。這不是任何人刻意誤導，而是知識轉譯過程中常見的失真（Cuijpers et al., 2017）。

對於正在尋找創傷治療的人，這種失真有實際影響。如果一位童年創傷倖存者因為「IFS 效果量最高」而放棄了證據等級更成熟的治療選項，或反過來，因為後來聽說「那個數字有問題」而對 IFS 全盤失去信心，兩種結果都不理想。誠實面對數字的限制，才能做出真正知情的選擇。

先說一聲：這篇文章接下來會談到童年創傷研究的細節，包括虐待類型的統計。如果你自己就是倖存者，請按自己的節奏閱讀，隨時可以停下來，喝口水、動一動、看看窗外再回來。文章會一直在這裡。

二、 Cohen's $d$ 的兩張臉：組內與組間效果量差異

Cohen's $d$ 是什麼

Cohen's $d$ 是心理學研究最常用的「效果量」指標，用來回答一個問題：兩個平均數之間的差距，換算成標準差，有多大？慣例上，$0.2$ 算小效果、$0.5$ 算中等、$0.8$ 以上算大效果（Hodgdon et al., 2022）。它的好處是讓不同量表、不同研究的結果可以換算到同一個尺度上，這也是統合分析（meta-analysis）能夠把幾十篇研究放在一起計算的基礎（Cusack et al., 2016）。

給效果量一點直覺：$d = 0.8$ 大約等於「治療組的平均落在對照組分布的前 21%」，也就是治療組的平均表現，勝過對照組約八成的人。$d = 1.2$ 時，這個比例升到九成左右。所以主流創傷治療的組間效果量落在 $1.0$ 到 $1.6$ 之間，已經是心理治療研究裡數一數二的成績；一個宣稱 $3.05$ 的數字，若照組間效果量的邏輯解讀，意味著治療組平均勝過對照組 99.9% 的人，這在面對面比較的臨床試驗中幾乎不會發生。看到這種量級的數字，第一個該問的不是「哇，這麼強？」，而是「等等，這是跟誰比？」

問題在於，「兩個平均數」可以是很不一樣的兩個平均數。

組內效果量：和過去的自己比

組內效果量（within-group effect size，也稱 pre-post effect size）比較的是同一群人「治療前」和「治療後」的分數。以 Hodgdon 研究為例，參與者治療前的臨床醫師施測 PTSD 量表（CAPS）平均分數是 $70.82$，追蹤期降到 $27.14$，把這個下降幅度除以標準差，得到 $d = -4.46$（Hodgdon et al., 2022）。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接受 IFS 的這群人，症狀確實大幅下降了。但它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下降之中，有多少來自治療本身？

一群 PTSD 患者就算不接受任何治療，分數也可能隨時間下降，原因包括自然病程的波動、生活壓力源的變化，以及統計上的均值回歸（regression to the mean）：人往往在症狀最嚴重的時候尋求治療和接受評估，之後即使只是回到自己的平均狀態，分數看起來也像是「改善」了（Cuijpers et al., 2017）。再加上參與研究本身的期待效應、與治療師的規律接觸，這些成分全部混在組內效果量裡，無法拆開。

方法學者 Pim Cuijpers 及同事在 2017 年一篇論文標題裡說得直接：「統合分析應該避免使用前後測效果量」（Pre-post effect sizes should be avoided in meta-analyses），因為前後測的變化「不能歸因於治療」，把它拿來跨研究比較，會產生嚴重偏誤（Cuijpers et al., 2017）。

組間效果量：和對照組比

組間效果量（between-group effect size）則比較「治療組」和「對照組」在治療後的差距。因為兩組人同樣經歷了時間流逝、自然病程、均值回歸和參與研究的期待，這些因素在相減之後大致互相抵消，剩下的差距才比較能歸因於治療本身。這正是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被視為療效證據金標準的原因（Bisson et al., 2007; Lewis et al., 2020）。

主流 PTSD 療法的效果量，多數以這種方式計算。Watts 等人分析 112 篇研究後報告：認知治療對比控制組的 Hedges' $g$ 為 $1.63$，暴露治療 $1.08$，EMDR $1.01$（Watts et al., 2013）。認知處理治療（CPT）對比不作為控制組的統合分析結果是 $g = 1.24$（Asmundson et al., 2019）。這些數字已經扣掉了「不治療也會發生的改變」。

💡 臨床情境舉例：減重班的數學比喻

抽象的統計概念，用生活例子最容易看清楚。假設一個減重班宣稱「學員平均瘦了 6 公斤」，這就是組內比較：結業體重對比報名體重。聽起來非常誘人且驚人。

但如果我們同時追蹤一群沒有上課、條件相似的人，發現他們三個月內平均也瘦了 3 公斤（也許因為決定報名的人本來就開始自主少吃多動，或者在量體重前大家都稍微少吃了一點），那麼真正能歸功於這個減重班的，其實只有 $6 - 3 = 3$ 公斤。組間比較給的就是這個「多出來的淨改善」。

心理治療研究的邏輯完全相同。PTSD 患者從報名研究到研究結束，即使被分到等待名單，症狀分數平均也會下降一截。治療的真實貢獻，是治療組「超出」這個基礎自然下降的部分。組內效果量把 6 公斤全部算給課程；組間效果量只算那 3 公斤。這就是為什麼兩種數字永遠不該直接比大小。

另外一個技術細節值得順帶交代：我們在文獻裡會同時看到 Cohen's $d$ 和 Hedges' $g$ 兩種符號。$g$ 是 $d$ 針對小樣本偏誤做過校正的版本，兩者在樣本夠大時幾乎相等，本文引用時保留各研究原本使用的符號。Hodgdon 研究的組內 $d$ 則是以 Feingold 提出的成長模型方法計算，這個方法讓多層次模型的效果量能與傳統重複測量分析對接，但它仍然是「前後變化」的度量，並沒有變出一個對照組來（Feingold, 2009; Hodgdon et al., 2022）。

同一個治療，兩種數字可以差多遠

同一筆資料，用兩種方式計算，結果可能天差地遠。組內效果量幾乎總是遠大於組間效果量，因為它把所有非治療因素的改善都算進了治療頭上（Cuijpers et al., 2017）。Bradley 等人早在 2005 年的統合分析就指出，PTSD 心理治療從基線到治療後的改善幅度很大，超過半數完成治療者明顯進步；但同一批研究若改看與對照組的差距，數字就明顯縮小（Bradley et al., 2005）。

還有一層細節：即使同樣是組間效果量，對照組是「等待名單」還是「另一種積極治療」，也會讓數字差很多。Watts 的分析發現，以等待名單為對照的研究，效果量顯著大於以積極治療為對照的研究（Watts et al., 2013）。Furukawa 等人的網絡統合分析甚至提出，等待名單可能是一種「反安慰劑」（nocebo）條件：被告知「你要等三個月才能開始治療」的人，可能比完全沒參加研究的人恢復得更慢，於是治療組顯得更好（Furukawa et al., 2014）。

把這些放在一起，結論很清楚：效果量不是一個可以脫離研究設計單獨閱讀的數字。 $d = 3.05$ 和 $d = 1.2$，如果一個是組內、一個是組間，比較它們就像拿體重計的數字去和身高比，單位看起來一樣，量的卻是不同的東西。

三、 走進那篇研究：Hodgdon 2022 IFS 先驅試驗完整解讀

弄清楚統計脈絡之後，回頭認真看這篇研究本身。它值得認真看，因為它是第一篇檢驗 IFS 治療 PTSD 的正式研究，而且針對的是臨床上公認難治的族群：多重童年創傷倖存者（Hodgdon et al., 2022）。

研究對象：多重童年創傷的成人

研究團隊在美國東北部一個大都會區招募了 17 位成人（28 到 58 歲，平均 46 歲，76% 為女性）。納入條件相當嚴格：18 歲前經歷過兩種以上類型的創傷、目前符合 DSM-IV-TR 的 PTSD 診斷，並且有臨床顯著的憂鬱症狀（Hodgdon et al., 2022）。

這群參與者平均經歷過 $3.29$ 種童年創傷，最常見的是性虐待（65%）、心理虐待（65%）與身體虐待（59%）。研究刻意不排除近兩個月內有自殺意念或自傷的人，這一點在治療研究中並不常見，也讓樣本更貼近真實臨床樣貌（Hodgdon et al., 2022）。

為什麼特別關注這個族群?因為童年累積的創傷暴露，和成年後更嚴重、更複雜的症狀表現有明確的劑量反應關係：除了 PTSD 本身，還常伴隨憂鬱、解離、身體化、情感調節困難，以及羞恥與自責等自我知覺的擾動（Karam et al., 2014; Hodgdon et al., 2022）。研究也顯示，童年虐待經驗的數量，會預測 CPT 治療後殘餘的 PTSD 症狀嚴重度：每多一種童年創傷經驗，治療後的 CAPS 分數平均高出 3 分（Bosch et al., 2020）。換句話說，現有的一線治療對這個族群的效果打了折扣，確實需要探索替代取向。

治療內容：16 次、每次 90 分鐘的 IFS

參與者接受 16 次、每週一次、每次 90 分鐘的個別 IFS 治療。治療師都完成了三階段共 158 小時的 IFS 訓練與認證，並且每月接受模式創始人 Richard Schwartz 的督導；20% 的治療錄影由獨立評分者進行忠實度檢核（Hodgdon et al., 2022）。

IFS 的工作方式和暴露治療、認知治療很不一樣。它假設心智由多個「部分」（parts)組成：有些部分承載著創傷相關的痛苦情緒與記憶（脆弱部分），有些部分則發展出各種策略來保護系統不被這些痛苦淹沒（保護部分）。症狀，例如逃避、麻木、解離，被理解為保護部分的運作，而不是需要消除的病理。治療的核心是幫助個案從「自我」（Self）這個天生具有好奇、平靜與慈悲品質的位置，去接觸和療癒受傷的部分（Hodgdon et al., 2022）。

評估則安排在四個時間點：治療前、第 8 次治療後、第 16 次治療後,以及結案後一個月的追蹤（Hodgdon et al., 2022）。

主要結果：數據總覽

以下是這項研究的主要數據，效果量欄位是「治療前到一個月追蹤」的組內 Cohen's $d$（以 Feingold 的成長模型方法計算）：

測量工具 治療前 M (SD) 治療後 M (SD) 追蹤 M (SD) 組內 $d$ (前→追蹤)
CAPS (臨床醫師施測 PTSD 量表) 70.82 (9.80) 43.26 (21.58) 27.14 (19.28) $-4.46$
DTS (戴維森創傷量表,自評) 63.89 (13.00) 24.04 (16.64) 24.19 (18.92) $-3.05$
BDI (貝克憂鬱量表) 22.32 (9.92) 6.47 (5.82) 7.32 (7.52) $-1.51$
SIDES-SR 總分 (解離、情感失調、自我知覺) 37.46 (12.94) 19.42 (13.77) 18.52 (12.35) $-1.27$
自我慈悲量表 (SCS) 3.10 (0.24) 3.25 (0.67) 3.28 (0.74) $+0.72$
MAIA 內感受覺察 (八個分量表) — — — $+0.27$ 到 $+1.21$

資料來源：Hodgdon et al. (2022), Table 1。負值代表症狀下降，正值代表能力提升。我們原圖表使用的 $3.05$ 是 DTS 自評量表的數字；而 CAPS 在臨床評估上的 $-4.46$ 也是組內效果量。

這篇研究做對了什麼

在討論數字被放大的原因之前，先公平地說：以先驅研究的標準，這篇研究的執行品質相當扎實。分析採用意圖治療（intent-to-treat）原則，把中途退出的 4 位參與者也納入計算，而不是只挑完成者報告漂亮數字（Hodgdon et al., 2022）。治療忠實度有實際把關：20% 的治療錄影由獨立評分者檢核，信度達 $0.96$，治療師每月接受督導（Hodgdon et al., 2022）。

更重要的是評估的獨立性。所有評估工作由創傷中心的研究團隊執行，這個團隊與 IFS 組織沒有隸屬關係；主要測量工具 CAPS 是臨床醫師施測的結構化晤談，不只依賴自評問卷（Hodgdon et al., 2022）。研究也沒有為了美化數字而排除近期有自殺意念或自傷的人，讓樣本更貼近診間裡的真實個案。這些選擇都會讓結果「更難看」一點，也更可信一點。

除了症狀：自我慈悲與內感受覺察的變化

這篇研究還有一個常被忽略、但對理解 IFS 很重要的部分：研究者同時測量了兩個假設中的「改變機制」，自我慈悲（以自我慈悲量表 SCS 測量）和內感受覺察（以多向度內感受覺察量表 MAIA 測量）（Hodgdon et al., 2022）。

自我慈悲的變化呈現中等效果量（$d = 0.72$）但未達統計顯著。研究者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解釋：這批參與者治療前的自我慈悲分數就已經和大學生樣本相當，高於一般精神疾病診斷者的水準，起點高，成長空間自然有限（Hodgdon et al., 2022）。內感受覺察的八個分量表中，只有「不分心」（不用轉移注意力來應付身體不適）達到統計顯著；「信任身體」的效果量最大（$d = 1.21$），「自我調節」與「身體聆聽」為中等效果量，但都未跨過顯著門檻（Hodgdon et al., 2022）。

從嚴格的療效證據角度，這些發現都只是初步訊號。但它們示範了先驅研究的正確用途：不是拿來宣稱「我最有效」，而是探路，確認測量工具可行、找出值得在更大型研究中檢驗的機制假設。研究者自己也把這部分定位為探索性分析（Hodgdon et al., 2022）。

「92% 不再符合 PTSD 診斷」怎麼理解

論文報告，在一個月追蹤時，92% 的參與者不再符合 PTSD 診斷準則（Hodgdon et al., 2022）。這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但需要放進脈絡：17 位參與者中有 4 位中途退出（退出原因多為時間、距離等現實因素），完成全部 16 次治療的是 13 位。診斷評估自然只能在留下來、接受評估的人身上進行，所以 92% 反映的主要是完成者的狀態。這不是研究的瑕疵，而是所有治療研究都要面對的現實，只是引用這個數字時應該連同分母一起說。

四、 把尺放對位置：$d = -4.46$ 的解釋，以及同一把尺下的 IFS

論文作者自己就說了：這個數字被放大了

值得肯定的是，Hodgdon 團隊在討論段落裡主動處理了這個問題。他們寫道，觀察到的效果量「大於 PTSD 治療文獻中已見的水準」，並直接指出：「從方法學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開放、無對照、採用受試者內設計的試驗，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膨脹了效果量」（Hodgdon et al., 2022）。

除了設計本身，作者還點名了幾個可能推高數字的因素。樣本組成是其中之一：76% 的參與者是女性，而多項統合分析顯示女性對 PTSD 治療的反應更好（Bisson et al., 2007; Watts et al., 2013）。治療劑量也偏高，16 次、每次 90 分鐘，總時數遠超過多數 PTSD 治療研究常見的 8 到 12 次、每次 45 到 60 分鐘（Hodgdon et al., 2022）。加上 IFS 的設計讓創傷素材在治療早期就被持續處理，而創傷聚焦治療的次數本來就與療效相關（Hodgdon et al., 2022），幾股力量疊在一起，數字自然壯觀。

在限制段落，作者更明確列出：無對照組、無隨機分派、樣本太小、使用 DSM-IV 而非 DSM-5 的測量工具、樣本在種族與社經背景上同質性偏高（Hodgdon et al., 2022）。

利益關係也需要一起讀

論文的利益揭露寫得清楚：共同作者 Richard Schwartz 是 IFS 模式的創始人，Frank Anderson 是資深訓練師，研究經費來自推廣 IFS 的自我領導基金會（Foundation for Self Leadership）（Hodgdon et al., 2022）。不過評估工作由與 IFS 沒有隸屬關係的創傷中心研究團隊獨立執行，這是研究設計上的重要平衡。開發者參與自己模式的早期研究是心理治療領域的常態（幾乎每個學派都是這樣起步的），但讀者在解讀數字時，把這個背景放在心上是健康的習慣。

主流療法的組間效果量長什麼樣

作為對照，我們將本文出現過的關鍵治療指標列於下方：

治療取向 數字 比較基準 研究設計 來源
認知治療 $g = 1.63$ 對照組 (組間) RCT 統合分析 Watts et al., 2013
CPT (認知處理治療) $g = 1.24$ (治療後) / $0.90$ (追蹤) 不作為控制組 (組間) RCT 統合分析 Asmundson et al., 2019
暴露治療 $g = 1.08$ 對照組 (組間) RCT 統合分析 Watts et al., 2013
EMDR $g = 1.01$ 對照組 (組間) RCT 統合分析 Watts et al., 2013
IFS $d = -3.05$ (DTS) / $-4.46$ (CAPS) 治療前的自己 (組內) 無對照開放試驗 ($N=17$) Hodgdon et al., 2022
IFS 取向方案 (PARTS) 組間差異未達統計顯著 積極對照組 (組間) 隨機對照試驗 ($N=60$) Joss et al., 2026

這張表想說的只有一件事：最後兩列才是「同一個治療、兩把不同的尺」的對照。用組內的尺，IFS 是 $3.05$；換成組間的尺、對手還是積極治療時，優勢便會拉平。表格上半部那些主流療法的數字，從一開始就是用組間的尺量出來的。Lewis 等人 2020 年的統合分析同樣支持創傷聚焦認知行為治療與 EMDR 作為實證最充分的選項（Lewis et al., 2020）。

同時要記得，這些「金標準」療法也不是萬靈丹：治療後仍有相當比例的人保有顯著症狀，回顧研究估計在 31% 到 59% 之間（Larsen et al., 2019），無反應率在某些回顧中高達 50%（Schottenbauer et al., 2008）。這正是為什麼探索 IFS 這類替代取向有其正當性，尤其是對現有治療反應較差的多重童年創傷族群（Bosch et al., 2020; Hodgdon et al., 2022）。

證據的階梯：每篇研究站在哪一階

心理治療的證據累積有一個典型的階梯。最底層是個案報告與臨床觀察，往上是沒有對照組的開放試驗（open trial），再往上是隨機對照試驗（RCT），先對比等待名單或一般照護，再對比積極治療，最頂層是彙整多個隨機對照試驗的統合分析與網絡統合分析（Lewis et al., 2020）。每往上一階，「改善來自治療本身」的推論就更牢靠一分。

把 IFS 的研究放上這個階梯，位置一目瞭然。Hodgdon 的研究（Hodgdon et al., 2022）、PARTS 可行性研究（Comeau et al., 2024）和合併物質使用族群的延伸研究（Ally et al., 2025）都站在「開放試驗」這一階；2026 年的 PARTS 隨機對照試驗（Joss et al., 2026）是 IFS 在 PTSD 領域第一次踏上 RCT 這一階。在其他疾病領域，IFS 曾有一個類風濕性關節炎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對疼痛、憂鬱與自我慈悲有幫助（Shadick et al., 2013），但那是不同的臨床問題，不能移植到 PTSD。

對照之下，TF-CBT、CPT、暴露治療和 EMDR 已經在階梯頂端站了二十年：數十個隨機對照試驗、多個統合分析，療效估計經過不同團隊、不同國家、不同族群的反覆檢驗（Bisson et al., 2007; Watts et al., 2013; Cusack et al., 2016; Lewis et al., 2020）。這不表示這些療法「比 IFS 好兩倍」或「好三倍」，而是表示我們對它們療效的「確定程度」高得多。證據等級和效果大小是兩個不同的維度，一張只排效果量的圖，天生說不出這件事。

用同一把尺：IFS 的隨機對照試驗來了

編輯的提問還有一個自然的延伸：如果用「和對照組比」的同一把尺來量，IFS 表現如何?

2022 年之後，IFS 的研究確實往這個方向走了。哈佛醫學院附屬劍橋健康聯盟的團隊，把 IFS 發展成 16 週的線上團體方案 PARTS（Program for Alleviating and Resolving Trauma and Stress），先在 15 人的單臂可行性研究中確認了可接受性與初步療效（Comeau et al., 2024），又把它延伸到 PTSD 合併物質使用的族群（Ally et al., 2025）。

然後是關鍵的一步：2026 年 1 月發表的隨機對照試驗（Joss et al., 2026）。60 位 PTSD 患者被隨機分派到 PARTS 或一個積極對照組（以自然為基礎的創傷減壓方案 NBSR-T），主要結果指標是臨床醫師施測的 CAPS-5。

結果：兩組的 PTSD 症狀都出現統計顯著的大幅下降，改善幅度與其他實證治療相當；但兩組之間的差異不顯著。PARTS 組的出席率較高（平均 16 次中出席 12.8 次，對照組 10 次）、滿意度也較高（Joss et al., 2026）。

看懂了嗎?同一個治療取向，用組內的尺量，是 $3.05$、$4.46$ 這種天文數字；用組間的尺、而且對手是積極對照組時，差異縮小到不顯著。這不是 IFS 特別心虛，而是幾乎所有心理治療在這兩把尺下都會呈現這種落差（Cuijpers et al., 2017; Furukawa et al., 2014）。這也正是編輯的提醒如此重要的原因。

誠實的三句話結論

把目前所有證據放在一起，對 IFS 治療 PTSD 最誠實的描述是這三句話：

  1. 第一，IFS 是一個「有希望的實務」（promising practice）：先驅研究顯示接受治療者的 PTSD、憂鬱、解離與自我知覺症狀大幅改善，且針對的是難治族群（Hodgdon et al., 2022）。
  2. 第二，在目前唯一的隨機對照試驗中：IFS 取向的方案與積極對照組同樣有效，出席率與滿意度更高，但未顯示優於該對照組（Joss et al., 2026）。
  3. 第三，IFS 目前不能宣稱「效果量是主流療法的兩倍」：那個比較建立在將組內前後測數字和組間對照數字混在一起的基礎上，並不成立（Cuijpers et al., 2017）。

五、 我們如何修正圖表，以及你可以帶走的數據識讀能力

圖表的三個修正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對「2025 PTSD 治療法視覺化」做出三項修正：

  • 標註效果量類型：IFS 的效果量欄位改註明「$d = 3.05$（組內前後測，無對照組；Hodgdon et al., 2022）」，其他來源為無對照設計或前後測的數字也一律加上同樣標註，不再與組間效果量混合排序。
  • 加上圖例與分組：效果量長條圖依「組間（對照試驗）」與「組內（前後測）」分開呈現或以顏色、圖樣區分，並在圖例明確說明兩者不可直接比較。
  • 附上解讀說明：圖表下方加註本文連結，讓想深究的讀者知道這些數字是怎麼來的、能回答什麼問題、不能回答什麼問題。

修正後的 IFS 條目，說明文字會像這樣：「在一項無對照組的先驅研究中，17 位多重童年創傷倖存者接受 16 次 IFS 治療後，PTSD 症狀大幅下降（組內 $d = 3.05$，自評量表）；此數字包含自然恢復與均值回歸成分，不能與對照試驗的組間效果量直接比較。2026 年首個隨機對照試驗顯示，IFS 取向方案與積極對照組改善幅度相當。」比原本的一格數字長很多，但每一個字都有必要。

🔍 給讀者的五個檢查問題

下次再看到「某療法效果量 $X$」的宣稱，不論是在我們的部落格還是任何地方，可以練習問這五個問題：

  1. 這個數字有對照組嗎？ 前後測比較（組內）還是與對照組比較（組間）？組內數字幾乎總是大很多（Cuijpers et al., 2017）。
  2. 對照組是什麼？ 等待名單對照通常比積極治療對照產生更大的效果量，等待名單甚至可能是反安慰劑（Watts et al., 2013; Furukawa et al., 2014）。
  3. 樣本多大、誰留到最後？ 17 人的先驅研究和上百人的多中心試驗，數字的穩定度完全不同；也要留意退出率與「完成者」分母。
  4. 誰做的研究、誰出的錢？ 開發者參與和特定基金會資助不等於造假，但值得作為解讀時的背景（Hodgdon et al., 2022）。
  5. 研究者自己怎麼說限制？ 好的研究會像 Hodgdon 團隊那樣，主動告訴你數字可能被放大。找不到限制段落的研究摘要，要更小心。

那麼，還要不要考慮 IFS？

要不要選擇 IFS，和「IFS 的效果量是不是第一名」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對於經歷多重童年創傷、伴隨解離、羞恥、情感調節困難的人，IFS 提供了一種不強調反覆暴露、不對抗症狀、以自我慈悲為核心的工作方式；先驅研究顯示這個族群在治療中確實出現大幅且持續的改善（Hodgdon et al., 2022），隨機對照試驗也顯示它的可接受性與留存率相當好（Joss et al., 2026）。同時，創傷聚焦認知行為治療、CPT、暴露治療與 EMDR 仍是實證基礎最厚實的一線選項（Bisson et al., 2007; Cusack et al., 2016; Lewis et al., 2020）。

Hodgdon 團隊在論文的臨床意涵段落，對「誰適合 IFS」給了具體描繪：同時呈現解離、創傷後壓力與憂鬱症狀、內在衝突感強烈的人，可能特別適合這種關係取向、不羞辱、不病理化的工作方式；對反覆暴露創傷記憶感到卻步、曾在暴露式治療中中斷的人，IFS 也提供了另一種進入創傷素材的路徑（Hodgdon et al., 2022）。他們同時明確指出不建議使用 IFS 的情況：創傷性腦損傷、目前仍處於不安全的生活環境（例如進行中的家庭暴力），以及完全無法對內在經驗進行觀察的人（Hodgdon et al., 2022）。

臨床決策從來不是只看一個數字，而是把證據等級、個人的創傷史、目前的症狀樣貌、對治療方式的偏好和可及性放在一起衡量。這件事，值得和你的治療者當面討論。

六、 常見問題與參考資料

主要參考文獻

  1. Hodgdon, H. B., Anderson, F. G., Southwell, E., Hrubec, W., & Schwartz, R. (2022). 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 therapy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mong survivors of multiple childhood trauma: A pilot effectiveness study.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31(1), 22–43.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21.2013375
  2. Cuijpers, P., Weitz, E., Cristea, I. A., & Twisk, J. (2017). Pre-post effect sizes should be avoided in meta-analyses.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26(4), 364–368. https://doi.org/10.1017/S2045796016000809
  3. Feingold, A. (2009). Effect sizes for growth-modeling analysis for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in the same metric as for classical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4(1), 43–53. https://doi.org/10.1037/a0014699
  4. Watts, B. V., Schnurr, P. P., Mayo, L., Young-Xu, Y., Weeks, W. B., & Friedman, M. J. (2013).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treatment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74(6), e541–e550. https://doi.org/10.4088/JCP.12r08225
  5. Cusack, K., Jonas, D. E., Forneris, C. A., Wines, C., Sonis, J., Cook Middleton, J., Feltner, C., Brownley, K. A., Olmsted, K. R., Greenblatt, A., Weil, A., & Gaynes, B. N. (2016).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for adul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3, 128–141.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5.10.003
  6. Joss, D., Comeau, A., Chevannes, C., Parry, G., Rea, H. S., Barria, M., Bumpus, C., Rector, N., et al. (2026).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n online group-based internal family systems treatment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Program for Alleviating and Resolving Trauma and Stress (PARTS) study.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tra0002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