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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恐懼症的精神醫學定位與歷史演變:從 Shell Shock 到 PTSD

 

戰爭恐懼症的定義與精神醫學定位

戰爭恐懼症Polemophobia)一詞源自希臘語「polemos」(戰爭)與「phobos」(恐懼),泛指個體對戰爭、軍事衝突或相關暴力行為產生的病理性恐懼反應。這種恐懼不僅僅是一般恐懼症的單純表現,而是常常涉及創傷記憶重現、情感解離、持續性警覺等複雜心理與生理反應。在精神醫學上,戰爭恐懼症的臨床現象多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其相關的焦慮症狀群高度重疊。

病理機制與多層次影響

與一般恐懼症不同,戰爭恐懼症的病理機制更為複雜,涉及神經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多個層面。例如,患者常出現反覆回憶創傷經歷、過度警覺、逃避與創傷有關的刺激、情感麻木、失眠等症狀。這些反應不僅與直接戰鬥暴露有關,也與戰爭環境中長期威脅的感知、道德創傷(如目睹暴行或違背個人價值)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的瓦解密切相關。

複合適應障礙與集體創傷

當代學者將戰爭恐懼症視為一種複合性的適應障礙,既包含個體層面的神經生理反應,也體現社會文化層面的集體創傷體驗。戰爭恐懼症的表現和患病率,會受到文化背景、社會支持網絡、經濟狀況與政治環境等多重因素影響。例如,社會支持系統健全的群體,出現嚴重創傷反應的比例明顯較低。

臨床症狀與PTSD重疊

戰爭恐懼症相關的臨床表現,與PTSD高度重疊,常見症狀包括:

    反覆重現創傷記憶或夢境

    過度警覺與易受驚嚇

    逃避與創傷相關的環境或話題

    情感解離、麻木感、失眠

    對未來失去希望、無法建立親密關係

這些症狀若持續超過一個月並造成明顯痛苦或功能損害,可考慮PTSD診斷。

 

社會學視角與跨文化差異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戰爭恐懼症不僅是個體心理健康問題,更是集體創傷的社會現象。其表現形式與患病率,會隨著文化背景、社會支持、經濟與政治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也說明,戰爭恐懼症的研究與治療,必須結合生物醫學與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才能全面理解並有效介入。

  戰爭恐懼症是一種複合性的心理適應障礙,與PTSD密切相關,涉及個體與集體層面的多重機制。其臨床表現多樣,病理機制複雜,且深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有效的診斷與治療需兼顧生物、心理與社會三個層面。

 

戰爭恐懼症術語的歷史演變軌跡

第一次世界大戰:從「砲彈震盪」到「戰爭神經症」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戰爭心理創傷認知發展的關鍵時期。「砲彈震盪」(Shell Shock)一詞在當時廣泛流行,最初被認為是爆炸衝擊波對大腦造成的物理損傷。然而,隨著越來越多未直接暴露於爆炸的士兵出現類似症狀,醫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其成因,逐步認識到心理因素的核心作用。1917年,德國醫師首次提出「戰爭神經症」(War Neurosis)的概念,強調心理壓力在症狀發生中的關鍵角色,並發展出前線精神治療原則,這一轉變為後續心理治療方法和軍事精神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時期:術語多元化與臨床深化

  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術語如「戰鬥壓力反應」(Combat Stress Reaction)和「戰鬥疲勞」(Combat Fatigue)被廣泛使用,反映了醫學界對戰爭心理創傷理解的進一步深化。這一時期,前線治療原則和BICEPS干預模式(簡潔性、即時性、期待性、就近性、簡單性、中心化)被建立,並逐漸區分急性壓力反應與慢性創傷後遺症。韓戰與越戰期間的臨床經驗,特別是對延遲發作和慢性病程的認識,進一步豐富了對戰爭神經症的理解。越戰退伍軍人大規模心理健康問題的出現,促使美國社會和醫學界重新審視戰爭對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為PTSD概念的正式確立創造了社會條件。

 

現代:PTSD的確立與範疇擴展

  1980年,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被正式納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DSM-III),這一里程碑事件標誌著戰爭恐懼症相關研究進入現代科學階段。PTSD的標準化診斷框架促進了治療方法和預防策略的系統性發展。1990年代以來,隨著對創傷複雜性的認識加深,「複雜性PTSD」(Complex PTSD)等新概念被提出,進一步拓展了對戰爭心理創傷的理解。當代研究更加重視文化敏感性診斷和個體化治療方案,反映出醫學界對戰爭恐懼症多樣性和複雜性的深刻認識。

  戰爭恐懼症術語的歷史演變,從「砲彈震盪」到「戰爭神經症」,再到「戰鬥疲勞」和現代的PTSD,體現了醫學界對戰爭心理創傷本質理解的不斷深化。這一過程不僅反映了診斷標準和治療方法的進步,也見證了社會與文化對戰爭心理創傷態度的重大轉變

戰爭恐懼症的心理學定位與PTSD的關聯

  戰爭恐懼症(Polemophobia)在心理學上通常被視為一種對戰爭相關刺激產生的焦慮反應,這種恐懼若持續且強烈,可能演變為更嚴重的心理疾患,最具代表性的即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PTSD是一種在經歷重大創傷事件(如戰爭、暴力、天災等)後出現的精神障礙,核心症狀包括反覆重現創傷記憶、過度警覺、迴避相關刺激、情感麻木和失眠等。戰爭恐懼症可視為PTSD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是在個體親身經歷戰爭創傷後,這種恐懼會深植於大腦,成為PTSD臨床表現中最明顯的情緒反應之一。

臨床觀察與戰爭相關PTSD的流行病學

  臨床研究顯示,戰爭經歷者(如退伍軍人)罹患PTSD的比例顯著高於一般人群。例如,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退伍軍人中,約有20-25%經篩檢呈現PTSD症狀。這些退伍軍人常常對任何類似戰場的聲響或情境產生過度驚恐反應,出現所謂的「無法關閉的戰場警覺」。這種現象反映了戰爭恐懼症與PTSD間的密切關聯:戰爭恐懼是PTSD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情緒之一,也是患者日常功能受損的主要原因。

戰爭恐懼症的獨立表現與其他心理疾患的交織

  值得注意的是,戰爭恐懼症本身並非正式的精神疾病診斷名稱,但其臨床表現可歸類於特殊恐懼症或廣泛性焦慮症的一種。即使未直接參與戰爭,僅因社會環境不安或媒體訊息而產生對戰爭的過度焦慮、迴避行為(如過度儲備物資、拒看新聞等),這種長期恐懼也會對個體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長期的戰爭恐懼與高焦慮、高抑鬱、自殺意念等心理問題密切相關,並可能構成複雜的症候網絡。

治療與社會功能的影響

  戰爭恐懼也是PTSD治療中的關鍵目標。治療師常用暴露療法和認知重建等技術,幫助患者逐步減敏對戰爭相關刺激的恐懼反應,恢復其日常生活功能。此外,適度的戰爭恐懼具有自我保護和社會警覺功能,能促使個人和社會採取預防與和平行動,但若恐懼過度,則會損害個體幸福感與社會適應能力。

  戰爭恐懼症與PTSD等心理疾患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PTSD多見於親身經歷戰爭創傷者,而戰爭恐懼症則可能影響更廣泛人群,包括未直接參與戰爭但因環境不安而產生焦慮的人。兩者既可相互交織,也可獨立存在,並且都可能與其他心理健康問題共同出現,形成複雜的心理疾患網絡。理解這些恐懼的來源及其對不同人群的影響,對於設計有效的心理援助和社會支持體系至關重要。

戰爭恐懼症患病率的統計學分析

  戰爭恐懼症(Polemophobia)及其臨床對應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在不同人群中的患病率,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這些差異與戰爭暴露程度、社會支持、文化背景、性別及經濟條件等多重因素密切相關。

一般人群與戰爭暴露人群的患病率

  根據現代流行病學研究,PTSD在一般人群中的終生盛行率約為3.9%5%,但在經歷過戰爭或重大創傷的高危險群中,盛行率可大幅上升,部分研究顯示最高可達75%,不過數年後通常會降至10%以下。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的長期追蹤顯示,不同服役時期的退伍軍人PTSD患病率差異明顯:二戰及韓戰退伍軍人約2-3%,越戰退伍軍人為10-15%,而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退伍軍人則高達29-31%。這一趨勢反映了現代戰爭的不對稱性、長期部署與高風險作戰對心理健康的深遠影響。

平民與特殊職業群體的患病率

  現代戰爭中,平民的PTSD患病率急劇上升。以烏克蘭戰爭為例,戰區平民的PTSD患病率達47.8-51.3%,難民群體更高達62.2%2023年加薩衝突期間,當地醫學生的PTSD診斷率高達63.4%,醫護人員則為38.7%。這些數據突顯現代戰爭對平民與醫護等特殊職業群體心理健康的毀滅性影響。

性別、年齡與經濟因素

  性別差異在戰爭恐懼症患病率中尤為明顯。女性退伍軍人的PTSD患病率(24%)顯著高於男性(14%),這與女性在戰爭中面臨的特殊風險(如性暴力)、生理易感性及社會文化因素有關。年齡方面,老年退伍軍人常見延遲性症狀發作(LOSS),即中老年後才出現創傷反應。此外,經濟發展水平與PTSD患病率呈顯著負相關,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戰爭暴露人群不僅患病率更高,康復預後也更差。

間接暴露與媒體效應

  即使未直接經歷戰爭,間接暴露於戰爭資訊(如新聞、社群媒體)也會引發顯著創傷反應。台灣民眾在俄烏戰爭期間的創傷反應評分明顯高於平時,顯示現代媒體對戰爭創傷的放大效應。所謂「替代性創傷」現象,指的是透過媒體或同理心間接承受他人創傷,若超越個人心理承受臨界點,亦可能發展為心理疾病。

代際傳遞與社會影響

  戰爭創傷不僅影響當代個體,還會跨世代傳遞。研究發現,二戰、種族滅絕和文化壓迫倖存者的子孫,無論心理、生理還是社會層面,都可能承受創傷後遺症。這種跨世代影響,涉及家庭互動、社會文化氛圍及神經生物學甚至遺傳層面,進一步加重了戰爭恐懼症的社會負擔。

  戰爭恐懼症(PTSD)在戰爭暴露人群、平民、特殊職業、女性、低收入國家及間接受害者中的患病率均顯著高於一般人群,且可能跨世代傳遞。這些統計學現象強調了戰爭對心理健康的深遠影響,以及社會支持、經濟條件和媒體環境在預防與治療中的關鍵作用。

治療方法的進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治療方法主要以休息療法和電擊治療為主,成功率僅為20%

1930-1940年代,前線治療原則和催眠的應用使治療成功率提升至40%

認知行為療法(CBT)和暴露療法在1970-1980年代興起,結構化和實證導向的治療方式。

1990年代: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EMDR)、藥物結合心理治療。

重複經顱磁刺激」(rTMS)可以進一步改善。研究針對103位有戰場創傷的退伍軍人進行研究,發現同時接受磁刺激治療和心理諮商的患者,症狀改善程度明顯比只接受假治療加上心理諮商的對照組更好。這種改善效果可以持續至少6個月。

 

參考資料:

1.Why Europeans Seem To Hate America | CivFanatics Forums

https://forums.civfanatics.com/threads/why-europeans-seem-to-hate-america.104499/

2.Nuclear anxiety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anxiety

3.“Don’t Fear the Reaper”: War as a Tool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How to Resist It | by Pantelis Giamouridis | Medium

 https://medium.com/@pantelisgiamouridis/dont-fear-the-ripper-war-as-a-tool-of-political-governance-and-how-to-resist-it- fcb612bd8565

4. Post–September 11 anti-war movement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E2%80%93September_11_anti-war_movement

5. Watch Crossings | Fear of War, Past and Present | Doc World | PBS SoCal

https://www.pbssocal.org/shows/doc-world/clip/doc-world-crossings-fear-of-war-past-and-present

6. How America's Youth are Faring Since Sept. 11

https://www.girlscouts.org/content/dam/girlscouts-gsusa/forms-and-documents/about-girl-scouts/research/youth_faring_911.pdf

7. Mediating effect of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between fear of war and mental health in adults during the Israel-Palestine war of 2023 - PMC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846796/

8. 800 Miles from Ground Zero: 9/11's Impact on Central Illinois | illinoisyouthmedia/911 | Illinois Public Media

https://will.illinois.edu/illinoisyouthmedia/911/the-frontlines-war-and-protest-after-9-11

9. Kozel, F. A., Motes, M. A., Didehbani, N., DeLaRosa, B., Bass, C., Schraufnagel, C. D., Jones, P., Morgan, C. R., Spence, J. S., Kraut, M. A., & Hart, J., Jr (2018). Repetitive TMS to augment 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in combat veterans of recent conflicts with PTSD: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29, 506–514. https://doi.org/10.1016/j.jad.2017.1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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