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痛苦的見證與陪伴，藝術或藝術治療可能可以做什麼

吳雅雯醫師

在2018年的英國皇家精神醫學年會中，我聽到一場相當令人動容的演講，是來自一位子女自殺的父母的分享。這位父親的孩子曾經在英國健保NHS的精神醫療系統中接受治療，但是很不幸地最後還是自殺身亡了。他在會場中分享自己陪伴孩子的心路歷程。我記得自己深刻地感受到，在場的精神科醫師們透過聆聽與回應他的敘述，為他集體見證著他的創傷的過程。也可以感受到，對這個父親來說，重建這個敘事與記憶的重要意義。這原本很可能會演變為對專業人員的各種複雜情緒的投射場景，在護持的環境中被轉化成有意義的回饋與學習機會。

我們知道在陪伴憂鬱、自殺或創傷的個案過程中，擺盪於「全能」與「無能」感之間的困難。由於個案內在的強烈痛苦，陪伴者往往會接受到被強烈需要的訊號，因此對應衍伸出像是，「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幫忙他」的感覺。然而在其他時候，也可能因為個案的痛苦難以自拔，而有「我好像做什麼也幫不了他」的無力感。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投射歷程，可以在不同的介面發生。例如個案對醫療人員/治療師、個案對親友、或是親友對醫療人員/治療師之間。這些衝突感受的背後，其實有著一個重要的關鍵：那就是有意義的連結的發生。如果沒有足夠的連結或關係，也不會有期待或投射。因此，辨識並接納自己被誘發的感覺，認知到我們並非什麼能做、也非什麼都不能做，我覺得是重要的。確認自己在能夠做些什麼的時候適當地行動，曾經盡力就比較不會懊悔。有時候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有意義與安全的關係中、見證與陪伴而已。

雖然我們理解見證與陪伴的重要性，但這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個關鍵在於，很多時候人並無法以語言表達自己的痛苦。藝術治療在創傷工作中最獨特的元素之一，就是加入了視覺的創作實體，以及非語言的調節與溝通歷程。傳統動力取向的心理治療主要以談話的方式進行，治療師大量運用個案對自己的投射與情感轉移來協助個案。這和認知行為治療不同，但都有協助個案把內在痛苦外化成為語言的形式，促使這些內在狀態可以轉為在人際現象或關係中處理。以創傷的治療來說，有一個重要的核心是讓個案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重新整合在創傷發生當時未能以有意義的方式儲存的感官記憶。在神經心理的機制上，對個案來說有「暴露」與「減敏」的效果。也就是說，個案透過重建自傳性記憶或是具象化的象徵，在安全與支持的關係中，重新體驗到獲得控制的感覺。

研究顯示，藝術治療的視覺性與創作性，可以在治療關係中創造出第三個向度，來調節治療中的投射或緊張關係。它同時也有一個具體的好處，就是透過藝術表現的多樣性，可以變化出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象徵。也就是說，個案不需要述說創傷記憶，更未必須要用圖像做敘事性的表達，而可以自由地使用象徵與隱喻。作品本身更可以作為一個承接痛苦、象徵創傷甚至加害者的代罪羔羊，在療程中由治療師涵容、處理憤怒與攻擊。對治療師來說，這樣一個「外化」的涵容實體存在也是重要的。這讓治療師未必需要直接、或全然承接個案（如果）投射的憤怒與攻擊，因此可以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去協助個案。這個作品的實體性，也容許它可以被重新檢視、選擇性地被重新工作及轉化、在適當的情境下被分享、由治療師保管，也可以在治療結束時被有意地毀損丟棄。作品的意義可以被探討，也可以不做語言詮釋。由於藝術創作還有適度分心、有趣、創意或放鬆等調節情緒的特性，有助於支持性關係與安全感的建立，這讓非語言的見證與陪伴成為可能。

為了紀念一次世界大戰的百年，陶瓷藝術家Paul Cummins與舞台設計師Tom Piper合作，分別在2014與2018年於英國倫敦塔做了大型的裝置藝術（https://www.hrp.org.uk/tower-of-london/history-and-stories/tower-of-london-remembers/#gs.47megn）。其中在2018年的作品中，886,246朵陶瓷做的罌粟花象徵了英國聯邦國家在一戰中去世的士兵們。創傷的哀悼與復原，有時候需要公開地、大聲地被見證。有時候需要被私密地、安靜的陪伴。藝術創作與藝術治療正好分別展現了兩種可能。

註：本文圖片為作者的反映/反應創作（reflection art, or response art），創作於2018年4月。反映創作係藝術治療師在與個案工作後，為了協助自己理解個案的狀態、澄清自己的感受或探索情感轉移所進行的創作。很多時候，這也幫助我能夠涵容與處理與個案工作後的情緒，或是形成、轉化成對應的象徵。Reflection在此有影像的映射或沈思的雙重意味。